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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成龙?
陆四目中一动，仔细紫圣如何确定自己的身份看了眼面前穿着甚为寒酸的中年人。
见状，有关人员忙禀称于成龙是山西巡抚推荐的士子，曾于崇祯十二年考取山西乡试副榜贡生（非举人，但有会试资格）。前年亦曾参加满清的山西乡试，但没有考中。原籍永宁州，现为蒲州士子。
因蒲州邻近潼关，所以山西方面闻听监国班师，便特意让蒲州等地士子前来潼关观监国凤采，以为西北大定贺。
换言之，就是山西同陕西等地的官员用士子赶考来拍监国“武功”马屁。
陆四对此，一肚子数，但也享用。
只见他微微点头，不用人介绍，对于成龙也熟悉的很，因为此人曾被康熙称为清官第一，“天下第一廉吏”。
“起来吧，进京之后好生考试，大顺择人不拘出身，但有本事，自有施展之地。到了考场之上，也不必过于紧张，心中想什么便答什么，字是否好看，文章是否条理明晰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秉心而书。要讲真话。”
陆四这番话可不是随口说的，因为大顺的恩科不再同于明朝的科举过于注重八股，更求实务。所以，文章内容才是录取第一要素，文采于否，字迹如何，倒是其次。
有聪明的士子听了这话，自是心中盘算起来。
陆四叫来负责士子进京赶考的官员，命他们不仅要承担士子赶考来回车马费用，吃住费用，更要给士子每人添两件衣，备文房笔墨一套，纸一扎，另外再发银五两，以供途中使用。对有其它需求的士子，只要是与考试有关的，都当提供。
又询问了众士子一些个人情况后，陆四便命士子先行进京，沿途多加照顾，没有再同那“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言语。
因为，陆四对此人评价不高。
客观来讲，于成龙一生的确廉洁奉公，堪称官吏榜样。
只是，陆四认为此人无气节，并且是典型汉奸。
原因是顺治元年清廷刚入关，天下未定，明社稷未亡，于成龙身为崇祯朝副榜贡生，却迫不及待参加立足未稳的清廷科举，由此可见其钻研仕途之心已远甚家国情怀及民族气节。
老话讲吃人嘴短，拿人手软，于成龙在崇祯朝虽没有中举，可也享受会试资格，并且也领取山西地方对举人的优待，却在胡虏入关国家危难之时，同诸多汉奸一般选择为胡朝效力，单这人品就差了许多。
当然，人各有志。
这世间，可以说多数人都是随波逐流，不愿为国家与民族奉献自己。大概就是贼来降贼，虏来降虏，一切只为自家利益，其它的与他无关。
可惜
选择仕清的于成龙学业实在太差，连考十几年都不得中，直到顺治十八年才以国子监生得以出仕，而其出仕的地方广西罗城刚被清军占领，境内仍有众多抗清义师。
于用所谓“治乱世，用重典”的方式严酷镇压抗清义师，大搞株连，残酷对待义师及其家眷，制造多处无人区，名声有如“剃头”，这才靠着所谓地方安靖的政绩受到清廷派在广西的巡抚金光祖认可，从而扶摇直上，最终官致清廷两江总督，留下天下第一廉吏的美名。
纵观其一生，大致也就是两事。
一是清廉，这点陆四也不得不承认。
二是镇压反清力量，初任广西知县，后任武昌知府，二任皆以镇压抗清军民为政绩。
如此，一个汉奸的评价，于成龙也是当之无愧的。
事情也不矛盾。
汉奸也有清官，贪官也有忠臣。
自古如是。
陆四不会苛责于成龙，毕竟此子为清廷正式效力已是顺治十八年。
“恩科由礼政府主持，此次恩科不落士子，只分正副榜...”
待士子上马车东去后，陆四交待礼政府尚书巩焴此次恩科原则，才学皆佳者选入正榜，即甲榜。按前明三甲的话，正榜为一甲、二甲，赐进士出身；副榜则为三甲，赐同进士出身。除非一塌糊涂，错误连天，狗屁不通，否则此次恩科不使士子落选。
要不然瞎子画三个圈也给选入副榜，未免就太儿戏了。
“入正榜士子进士出身，一半拨入中央各政府参政实习，一半拨入地方省级参政实习。入副榜士子，则一律在国子监统一学习半年，尔后派任地方。根据国子监学业优劣评定，低则正八品，高则正七品...”
也就是说正榜考生起步比副榜考生高一级，这也是应有之义。
想了想，又交待巩焴：“那个于成龙，你单独阅他卷。”
“监国认为此子可用？”
巩焴以为监国看中此子，欲点其上正榜，甚至赐一甲，正觉此子运气不错，不想监国却摇头道：“阅他卷，如上佳，则入正榜选用。若不佳，则拨副榜，派他地方知县差用，不必特殊照顾。以后是否升迁，看其政绩。”
前世历史上于成龙升迁靠的是镇压抗清力量及自身清名，到大顺朝，于是否能如前世般扶摇直上，陆四却要看其真正的治政能力。
清官，大顺需要。
但大顺更需要让老百姓过上富裕日子的官员。
历来，官清民穷，也是个无解的事实。
此次恩科去年便就定下于今年二月举行，然而因为西北张献忠的缘故，登基典礼被拖了下来，恩科自也被拖了下来。左辅顾君恩意监国回京之后便举行登基典礼，恩科则放在四月。
对此，陆四原则上同意。
随着大顺消灭满洲、平定西北，实际统一中国北方，很多藏匿在民间的明朝官员都已“幡然醒悟”，他们争先恐后往大顺各级政权报录，请求录用，其中又以往北京的最多。
光景同当年李自成入北京几乎是一模一样，如当年有考功司郎中刘廷谏朝见请求录用时，时丞相牛金星见他一头白须，便道：“公老矣，须白了。”
言下之意你这老头还想做官？
急得刘廷谏连忙分辩道：“太师用我则须自然变黑，某未老也。”
结果勉强被录用。
这一次是原明朝的吏科都给事中朱徽跑到左辅顾君恩那里求录用，朱已经是65岁的人了，胡子、头发都白，顾君恩便不想用他。
结果朱徽竟当着一众朝臣的面打了一套太极拳，尔后自称“发须虽白，然老当益壮，当可为大顺再干二十年。”
事情传到陆四这里，真是莞尔一笑，然后颁谕对这朱徽破格录用，命其出使朝鲜。
前明官员只要愿出仕大顺的，陆四原则上都给予机会，但又都不给予实职。而前满洲汉军降官，又作区别对待。文官等，大多拿下杀头。武官等，则视才分派各军。
前番已经凌迟了范文程，现尚有宁完我等还关押在狱中，等侯监国回京处置。
巩焴一一记下后，忽问：“不知监国可曾选题？”
选题即出题——恩科之题。
当年李自成定都西安开大顺首届科举，由宁绍先为主考官，用《定鼎长安赋》为题，拔扶风举人张文熙为第一。
现在轮到女婿开恩科出题，又值大顺统一北方，这题目如何出法，都是有深意的。
陆四沉吟片刻，道：“此次恩科，便以《南北一统是中国》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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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
年前为筹西北赏功银，大顺监国陆文宗命西北数省各自筹银。
谕令颁下后，陕西巡抚张国柱、甘肃巡抚汪兆龄、宁夏巡抚赵忠义、青海巡抚辛思忠便竭力筹措此赏功银，然西北地方贫瘠，百姓无有积蓄，行营又严禁摊派百姓，不得已四位封疆便将目光统一放在了境内乡绅头上。
腊月后，陕西巡抚张国柱第一个动手，“布州县官吏，毒掠缙绅”，为了获得更多缙绅藏银，张国柱命人张榜公示，鼓励百姓密告大户富户藏银，所得者十分之一赏告发者。
又命组建清乡队，每县一百至两百人，对凡土地过千亩，或产业店铺过三家者定下捐输比例，或五抽一，或四抽一。若有不交者，清乡队即抄没其家。敢于抗拒者，则调大兵捕杀之。
深知监国心念贫民，张国柱又命清乡队成员多以贫民、无地佃农为主，此举令得贫苦农民除参军之外，又得一条为大顺“体制”之路，不仅极大巩固加强了大顺于地方的统治，也极大打击了陕西境内的土豪乡绅。
在顺军平定西北的强大声势下，土豪乡绅不敢反抗，其家族势力被大大削弱，难以再同前明时一样左右地方，形成地方一霸。
甘肃巡抚汪兆龄参加大西军之前虽是举人士绅阶级，然深恶此阶级害民残民，因而在四川时便曾劝张献忠杀尽地主士绅，归降大顺后，此念依旧不改。
汪于固原召集官员公议，会上公然称“缙绅皆无道之人，不可同情”，随后便令前降清士绅以官职大小定输银多寡，多者六七成，少者二三成。有曾造成顺军（西军）伤亡的降清士绅，更是派兵直接抄杀其家，家产皆没入府库。
为了更好更快更方便的完成监国所定任务，又为彻底清除士绅土豪于乡野势力，汪兆龄更是私设甘肃催收司，以原西军降卒四千余人为催军，分遣各地。
催军一至，立时从地方手中拿取名单，以拷掠方式拿来名单中人，迫其出饷。
汪所定拷掠者以万历四十年后乡绅科目为断，即万历四十年后有功名在身者，全省计270余家。
催军更有若干刑具，除基本夹桚外，又有铁梨花、吕公绦、红绣鞋等物。
诸般手段轮番上阵，使被拷掠者叫苦不已，纷纷捐输交饷。
固原有大户两三家不肯交饷，串连谋反，举乡兵两三千人合计县城。知县周某率人坚守，命往省城求援。
汪兆龄急请驻甘肃的第十一军艾能奇出兵进剿，斩杀作乱乡兵千余，诛杀为首者上百。
汪兆龄深恨大户不为国家出力，反而聚众作乱，密令催军将第十一军俘虏的上千人尽行扑杀，惨不可言。
此事被原西营礼部尚书、现任大顺西北巡阅使的吴继善得知后，因其原就与汪兆龄不合，反对其对地主阶级大杀特杀的政策，因此上书行营揭发汪兆龄乱杀无辜事。
弹章送至，监国陆文宗阅后，提笔批：“知道了。”
又命颁口谕于汪兆龄，谓：“历来西北之乱多为地方势大者，此类人等若能严守华夷大防，忠于民族，当行招抚器重，委以官职，使之参与我大顺国紫圣如何确定自己的身份事。反之，当严行打击，能杀头者不使其牢狱，能牢狱者不使其在家。”
“自古治国，首治豪强，监国圣明。”
得到监国明示后，汪兆龄立时变本加厉于甘肃推行一些官员眼中的激进之举，虽死者甚多，然地方却是秩序清明，民生恢复极快。
宁夏巡抚赵忠义同青海巡抚辛思者都是带兵之人，不仅有地方治理之权，更有统兵提调之权，奉谕筹银后，赵忠义即命兵丁逼索乡绅，名曰“纳饷”。又命将不肯纳饷的乡绅解入大狱，毁其坊匾，烧其田契，分其屋产，“凡无地者分地之后，皆免三年税。”
青海巡抚辛思忠则多令部将持符巡省境，勒土官捐饷，迫僧官积蓄，横暴异常，然所得也是四省最多。
率军收复河套地区的顺军大将高一功虽没有得到筹银任务，但于五原置城期间，张官置吏，四出赴任，旬日间遍于两套。
又派精骑略行两套，追索蒙古部落大小酋长，少者千金，多者万金。有不能献金银者，追其牛羊过半。敢于抗拒者，刀兵相加。
五原知府、顺监国族侄陆义良上任后，“陽言蠲赀租，刑逼乡官，渐及富户，谓之追饷”。
追饷最重者无疑西安城。
西安为西北中心，聚集大量前明士绅官员，此帮人等九成降清，有汉
奸之罪。
甘陕总督孟乔芳奉监国谕，召此等士绅，先是痛斥这帮人等从前罪过，尔后要他们戴罪立功。
言：“西北刚经大乱，想要大治，必须钱粮。国家初立，一穷二白，正是尔等赎罪之时。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两者都不出者，分明视我大顺为贼寇。既是敌非友，则断然处置矣。”
在孟乔芳的威逼下，西安城中富户迫于压力，纷纷解囊。
一时之间，西北四省处处捐输追赃，大顺所任官吏皆以输银竞比，原定西北赏功银三百余万两不足半月便凑齐，追赃之风尤在继续，部分地区出现为追赃而灭门之事。
原西营吏部尚书、大顺西北安抚使胡默上书，请停追赃之风，以免重蹈永昌元年旧事。
吏政府尚书宋企郊、兵政府尚书陆之祺等人也认为此风不可继续滋长，也不当再行蔓延，因为当年永昌皇帝退出北京与追赃之事有莫大干系。
“永昌元年失败之事，根源乃轻敌满洲，非士绅。前番永昌皇帝于北京追赃也无不妥，概历年以来前明士绅官员所得，非盗上即剥下，无一合法所得。倘若不行追赃，便是默认此类人等财富合法，他等若合法，我大顺便不合法也！”
已经班师回京至潼关的陆四无意停止西北四省追赃助饷之事，在他看来在满洲大敌已亡，北方已经统一的情况下，追赃助饷实际是巩固大顺根本的头等大事，也是最好的时机。
但也颁下谕令，命各地注意“尺度”，不要乱杀人。无论是追赃还是助饷，都要“师出有名”，有理有据，不可胡乱捏造，肆意害人性命。
在潼关，陆四接见了一百多名西北各地往京师赴考的士子，这帮人有举人，有秀才，但亦有许多无功名之人。
去年左辅顾君恩建议大顺恢复科举，陆四采纳，却命开恩科，要天下人皆来考。
此天下人非天下读书人，而是天下人。
“识字者，有见解者，有能者，都可来考。大顺用人，不拘一格。”
潼关城楼下，陆四见赴京赶考的士子中有一人穿得单薄，于寒风中冻得面红耳赤，不禁解下自己的貂袄上前披在此人身上，随口问对方姓名。
“学生于成龙。”
没想大顺监国竟解貂袄于己的于成龙激动的跪伏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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