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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所在的村子，东南方向几里远的地方，有一个建国后才组建的村子，叫麻风村。
这个地方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北面是一座突起的山峰，名曰独子山，传说里面藏着一只受了伤的金牛犊。
西面有一道长长的山梁，阻挡着冬天西北风的侵扰，却把带着温度与水汽的东南风拥入怀抱。
东面是连绵的群山。南面紧靠沂河，河水清澈，水流平缓，水面宽阔，波光粼粼，显得温润与安宁。岸边杨柳依依，蒲草萋萋，为麻风村平添了几分清新与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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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全县的麻风病人，大都集中在这里治疗，多的时候曾住着两百多名麻风病患者。他们配有专职的大夫，享受国家的免费医疗，自己种粮种菜，自给自足，过着半封闭式的生活。
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俗称大麻风。主要病变在皮肤和周围神经。临床表现为麻木性皮肤损伤，肢端残废等。得了这种病的人，严重者眼斜嘴歪，面目狰狞，手脚残缺，丧失了劳动能力。其实，这种病传染性很低。得了这种病，坚持服药，少则半年，多则两年，就可以治愈。
过去，人们对麻风病存有偏见，普遍感到恐惧。见了麻风病人，就像见了瘟神一样，会四处逃散、躲避。
老家的村子，古时曾设有驿站，这从村中发现的石碑可以得到佐证。公元一八七〇年，山东巡抚丁宝祯来此，为学堂题写了“学以明伦”的四个大字，表达了对学子的殷切希望。人们把这四个字刻在了石碑上。遗憾的是该碑文革时期遭到了损坏，下方的“伦”字已遗失。
这里既是公社驻地，也是供销社和集贸市场的所在地。村中的老街，自古就是连接外界的交通要道。所以，村子里时常有人来往，逢集更是人流如织。这里面不乏麻风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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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看到麻风病人，我都会躲得远远地的，生怕传染上麻风病菌。
从老家的村子到麻风村去，必须要过沂河。除了冬天，河上没有桥，过河只能挽起裤子，赤脚蹚水。
过河的地方是固定的，因为这边是路的终点，那边是路的又一个起点。人们管过河的地方叫“河道”。不管是本村的人，还是外来的人，过河大都走“河道”。
沂河是一条季节河。枯水季节，流水潺湲，过河不用费多大劲；雨季水流湍急，人被水冲得站立不稳，不得不顺着水流，斜着向对岸走去。被石头绊倒、被水冲倒是常有的事。碰破脚趾、硌伤脚掌，更是家常便饭。说来也怪，在河水里受了伤，半月二十天好不了，人们管这种情况叫中了河毒。
“河道”的边上，总是放着扁平状的河卵石，专供穿鞋用。人们过完河后，都会站在河卵石上，抖去腿上、脚上的水和泥沙，然后再穿上鞋。站在石头上穿鞋的人，自然也少不了麻风病人。
我上学或到生产队干活，每天都要过河，这是我最发愁的事情了，恐怕麻风病人穿鞋时，在河卵石上留下了麻风病菌。所以，每次过完河，我都会用水反复冲洗河卵石，然后再站在上面穿鞋。
尽管这样，我还是提心吊胆，担心说不定什么时候，麻风病菌会传染到我的身上。听人说，麻风病菌在身体里的潜伏期很长，有的若干年后才会发病。这更增加了我的恐惧感。
我经常埋怨：周围那么多深山老林，为什么偏把麻风村建在这个地方呢。麻风病人明知道自己传染，为什么还从“河道”过河，不从下游过河呢。
小伙伴们经常在一起谈论：麻风病人的手，虎口里没有肌肉；发病的地方没有知觉；眼睛上没有眉毛。对此，我深信不疑。
于是，我便时不时地做自我检查：捏住大拇指和食指，看虎口里还有没有肌肉；摸摸身体的某个部位，试试还有没有感觉，背部够不着，就用树枝挠；对着镜子，观察自己的眉毛是不是少了。
我日复一日在担心和疑忌中过河穿鞋、上学劳动。直到有一天，我亲眼目睹了感人的一幕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
那是我过河的时候，无意中发现，在“河道”下游很远的地方，有一个人正在艰难地过河。
当时正值雨季，沂河没有了往日的温柔与清澈，河水很大，流速很快，泛着浪花，水底一片模糊。望着那个过河的人，我的心中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怎么会有人从那个地方过河呢？他怎么不走“河道”呢？他是什么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呢？
我知道，不是“河道”的地方，河底有乱石，也有深浅不一的沙坑。“河道”会平坦一些，没有乱石，也少有沙坑，好走许多。正如路一样，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
尽管离着很远，我也能清晰地看到，那个人拄着木棍，拖着双腿，半天一步，吃力前行。显然，他不是腿瘸，就是脚有毛病。他蹚到浅水处，我清楚地看见，他的脚上裹着厚厚的布。之前，我曾见过有的麻风病人，脚上也裹着布。那都是没有痊愈的病人，裹脚布上都带着斑斑血迹。
于是，我马上意识到：这个过河的人，肯定是个麻风病人。
我立时明白了：他正处在传染期。他是怕把麻风病菌传染给了别人，才绕这么远的路，到下游过河的。
我的心不由得被什么东西蜇了一下：他得多走多少路啊。他的腿脚本来就有残疾，可能还在流着脓和血，不适合走路，更不能多走路。他过河的地方不是“河道”，水又这么大，他得多遭多少罪啊。
我在心里情不自禁地感慨道：这个麻风病人，心眼真好！
望着眼前的“河道”，望着湍急的河水，望着远处艰难过河的麻风病人，我的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我真心希望他能从“河道”这里过河。这样的话，他能少走不少的路，也好走。自古大路就是让人走的。大路朝天，各走各边。自己没有任何理由排斥与抱怨。
村里有一位姑娘，得了麻风病，住进了麻风村。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儿。她患的是结核型麻风。这种麻风病对面部和手脚的摧残非常厉害。我见到她时，着实把我下了一跳：双手变形，腿也变瘸，嘴眼歪斜，特别是那双眼睛，眼睑外翻，红得吓人。
她从麻风村来到沂河边，没有直接过河回家，而是一瘸一拐地爬到河边的山坡上，用残缺的手，拔一种野生的绿豆。这种绿豆枝叶肥绿，是很好的猪食。似乎那片绿豆，是专门为她而生长的。
相传，有一年某地蝗灾，接着又发生了瘟疫，山顶上一片仅存的野生绿豆，救活了不少人。是啊，连蝗虫都没吃的东西，肯定是上苍留给苦命人的礼物。
这位姑娘，平时不能在父母的身边，回家也没有能力买点东西，便到山坡上拔点猪草带回家，尽量帮父母一点忙，为家庭做点事。这可能是她此时唯一能够做到事情，能够找到的礼物。
也许，她没有想过：父母永远不会贪图儿女的什么礼物。只要有颗感恩的心，他们就知足了。
不管儿女多贫困，面目多狰狞，身体多残疾，父母永远不会嫌弃自己的儿女，永远都会把儿女当做手心里的宝。父母的家，永远是儿女的庇护所，是儿女温馨的港湾。
村里还有一位得过麻风病的人，年龄比我父亲大一点。他的家处在村子的中心位置。他病愈后没有回家，而是在村旁一座大山的半山腰，用石块垒了一间低矮的小房子，在那里住了下来。
这个地方没有梯田，没有树木，光秃秃的，只有漫山瘦弱的荆棘和小草。夏天酷热难耐，冬天寒风刺骨。
小小年纪的我，无法理解，他的病已经好了，怎么不回家住呢？如果实在不愿回家住，村子里其它的山，大都植被茂密，有的山上还常年有泉水，条件都比这里好，怎么不到那些山上盖间房子居住呢？
我的父亲因为身体不太好，被村里安排看山，这个活也叫看坡。父亲对麻风病没有什么顾忌，在山上转悠的时候，经常会到他的住处坐一会儿，跟他啦一会儿呱。我对父亲的做法非常不满，无奈蚍蜉撼树。
父亲偶尔会跟母亲说起那个麻风人的有些情况。透过父亲的只言片语，我慢慢地了解到，他不愿意回家居住，是怕受人歧视，也怕影响村里人们的正常生活，还怕连累老伴和儿女。他选择住在那片山坡上，是因为站在那个地方，能够望得见自己的家。
我心中的疑团化解了。原来，他是一个有心气的人，不想看到别人异样的目光；他又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不想惊扰村里老少爷们的日常生活；他也是一个柔肠百转的人，挂念着老伴和儿女，哪怕是看到家里升起的一缕炊烟，也能抚慰一下自己那颗牵挂的心。
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个青黄不接的时节，村子里的很多人家都断了粮，不得不靠野菜和树叶充饥。正是：升锅无粮难度日，吃尽树叶吃树皮。
公社和大队穷尽了所有的手段，粮荒仍在持续蔓延。在这危难关头，麻风村打开了粮仓，向村子里赠送了部分带着浓浓来苏药水味的小麦，每个断粮的家庭都能够分到一点。
这真是雪中送炭。人在好时给一斗，不如饿时给一口。
那些小麦，是麻风病人，忍着病痛，拖着虚弱和残缺的身体，起早摸黑，把汗珠子摔成八瓣种出来的，可谓粒粒皆辛苦。
我知道，小麦能磨成面粉做成雪白的馒头，很香很香；但我不知道，麻风病人的一日三餐是个啥样。
我知道，小麦里面的来苏药水味，是故意添加进去的；但我不知道，这样做是为了杀虫，还是为了灭菌。
多年后，每当闻到来苏水味，我都会不由得地想起那带着来苏药水味的小麦，由此想起我见过的和未曾谋面的麻风人，就会有一种别样的乡愁萦绕在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