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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他，是当年邻居街坊们公认的“打柴二人组”。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大家经常会看到我们两个一人身背一个背篼，手拿一根长竹杆，在场镇周边的柳树、槐树、桉树、樟树下转悠，发现有干枯的枝丫，就会被我们钩下，装入背篼之中。我们两人如影随形，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打柴二人组”的名号就这样叫开了。
“打柴二人组”里的他，姓伍名正文，年纪长我两岁，我与他以哥弟相称。他，瘦高的个儿，国字脸，一双漆黑的眼睛颇为有神。只是我这个伍哥自幼就得了哮喘和支气管炎，一干重活便会不时地喘气和咳嗽，使他的后背过早地有一点微微向前弯曲，与他还尚小的年纪有些不相匹配，要不然真的就是帅哥一枚。
常言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尽管当时我们只有十来岁的年纪，也还真的当不了家，但我们却因为要每天捡拾柴禾来供家里的柴火灶而走到了一起。
我的家与伍哥的家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他们家有六口人，只有他父亲有正式工作，靠微薄的工资收入维持全家人的生计；我们家有五口人，也只有父亲一人在工作，靠那不太高的工资收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在家是老大，下面有三个妹妹；我排行虽是老二，但由于姐姐过早夭折，我也就自然成了家里老大，下面也有两个弟妹。老大，就意味着责任，意味着担当。从方方面面看，我们两家都几乎是一样的，是十分典型的居住在小场镇里的贫家小屋。
一样的家庭，一样的命运，一样的需求使然，加上我们又是住得特别近的邻居，我们两人自然而然就走到了一起。由于家里穷，没有钱去买柴禾，只有靠我们放学后去捡拾。每当此时，眼看着那些家庭条件好的同学，放学后可以尽情地玩耍，或打篮球，或打乒乓球，或踢足球，或唱歌跳舞，悠哉游哉，无忧无虑，一种不平衡的心理便会油然而生。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只有羡慕嫉妒的份。
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放学后就立马背起背篼到场镇周边寻找目标，可时间一长，到处都被我们“扫荡”一空，没什么可捡的了。这怎么办呢？
一天，伍哥笑着对我说：“王二娃，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今后我们就不愁捡不到柴禾了。”“真的吗？”我有点喜出望外。
伍哥真的很聪明，他的办法既简单而且很实用。他带我去附近农民朋友家，花了两毛钱，好说歹说买了两根不太粗约有四米左右长的硬头黄竹子，将竹叶除去后，把每一竹节处都用刀剔除干净，直到不再刺手和刮手为止。接着，他又找来两根约三十厘米长且较粗的铁丝，用铁钳分别将其扭成S形状，将扭成S形状的铁丝放到竹竿的顶端，再用细铁丝将其紧紧地固定住。“你知道吗？之所以要做成这样的S形状，在我们用力往下拉的时候才不会轻易地就滑掉。”他对我说。听了他的话，我醍醐灌顶，恍然大悟，望着他说：“伍哥，你可真行！”经过这一番努力，两根能轻易将树上干枯的枝丫钩下来的特殊工具就做成了。
有了这捞干柴的特殊工具后，我们每天的收获真的可以说是与日俱增，花不了多长时间，我们的背篼就会装满，家里柴火灶一天的燃料就足够了。自此以后，每天放学后或是周末星期天，我们就会邀约一起，背上背篼，手拿长竹竿，在我们场镇周边的各种树下转悠，极力寻找我们的目标。
然而，时间一长，问题又出现了。我们的小场镇就这么大，周边各种树子都被我们寻了个遍，目标没有了。没办法，我们就只有利用星期天的时间往远处走，到山里去，到隔场镇几里十几里远的农村去。这样，我们每进山一次，每人都能担回两大捆干柴，基本够家里一星期的柴禾了。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几年，直到我下乡当了知青才告一段落。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及本人身体的原因，伍哥早就辍学了，没上过中学的他，也就不在下乡之列。但伍哥写得一手好的毛笔字，尤其是他的反手字写得特别好，令人叫绝。正因为如此，几乎在我下乡的同时，他被镇上雕章的崔焕然师傅看上，收他做了学徒。由于伍哥勤奋好学，他很快就出了师，雕刻的各种形状的公章、私章也得到了用户的认可和亲睐。由此，他也算是有了一份比较稳定的收入，虽然不多，但也可以用来补贴家用了。
从我下乡到后来进厂当了工人，我与伍哥的联系便逐渐少了，但每次回家探亲或办事，我都会抽时间去会会他，摆摆龙门阵。不过，每次重逢，我总感觉他的身体有些每况愈下。
之后，也是因为身体原因，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三年我的父母相继离世，我回观音老家的机会更少了，因此和伍哥的联系几乎中断了。
再后来，我从一个朋友的口中得知，由于哮喘病情加重，加上积劳成疾，没有能够留住伍哥的生命，他于一九八八年三月辞世，生命永远定格在了三十六岁。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尤其是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如今我们的国家已变得愈加强大，老百姓的日子也是一天比一天好。只可惜，这些伍哥都没有能够完全享受到，而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往事难忘，一枕高楼到夕阳。”如今，虽然伍哥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我俩一起打柴的岁月，却始终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成了总也抹不去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