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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十来岁的时候，父亲就被公社抓去进了学习班，然后被关进公安局。主要原因据说是和某某反革命集团有勾结。
本以为父亲短时间就可以出来的，谁知这一进去就是好几年。在这几年的时间里，由于母亲不善于务农，全家又有五兄妹，最大的大哥也才十五岁，家里已经穷到吃了上顿无下顿的窘迫境地。
由于粮食的严重短缺，头上的两个哥哥每天早上都要上山去挖蕨根，拿回来用石磨碾成渣渣混在少许的玉米面里做饭吃，唯一的菜就是蔬菜蘸辣椒水，有时甚至几个星期也见不到一滴油，更别说肉类了。那饭几乎粗糙得难以下咽，但当你饿得晕头转向的时候，又能怎么样呢？
那时母亲就负责坡上的劳动，两个哥哥就负责挖蕨根，砍柴、做饭。我就负责看牛、打猪草。回来以后帮助哥哥们一起煮饭、煮猪食，把猪喂了以后，我们分头给父母送饭，才去读书。
那时学校每天只上五节课，上午三节，下午两节。我每天几乎都是中午才到学校，只能上到下午的两节课，因为迟到要被扫地，我成了班上的迟到大王，也成了班上的扫地大王，几乎整个学期我天天扫地。
由于母亲要种植坡上的玉米，田间的稻谷，承重的体力活让她心力憔悴，她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关爱我们的生活了。
在父亲进学习班的日子里，我就专门负责给父亲送饭，父亲每次从窗口接过我送的饭，都要转过身去用衣袖擦拭他的眼睛。一句话也不跟我说，他就坐在窗边，静静地看着我消失在他的视线中才开始吃饭。父亲在学习班呆了三个多月就进了公安局，据说是他不老实交代严重问题，被移交到公安局去了。在他被移交到公安局的头一天，我依然去给他送饭，这时的父亲黝黑的头发已经些许斑白，消瘦黝黑。他伸手来接我递给他的饭，他的手既颤抖又哆嗦，好不容易才把饭接住，他接过饭，没有转身去擦拭他的眼睛，而是怀着一种自责与歉疚的眼神看着我,随着他把饭放到一边,蹲在地上抽泣起来，我并不知道怎样安慰他，我也含着即将流出的泪水离开了他的视线。
父亲到了公安局就不需要送饭了，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时间又过去了一年多，家里的境况越来越穷困。母亲已经筹不出钱为我买一件换洗的衣服，我身上长满了虱子，每天在放牛的时候就脱下来找，每天要找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虱子，但虱子依然还是那么多，总是找不完。
在学校里已经没有同学愿意和我同桌了，他们受不了我身上发出的那股汗渍酸臭味。在强烈的自卑感的阴影下，我变得沉默寡言，几乎不与任何同学讲话，老师也从来不会提问我或批评我，在老师和同学们眼里，我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多余的人。
时间就在这种沉闷与虚无中过去了半年，丝毫也没有听到父亲要出来的消息。放寒假了，村里组织了花灯表演，去参加跳花灯的人可以领到二十至三十元钱，组织者们看到我衣不蔽体的样子，就叫我去参加跳花灯。我毫不犹豫就参加了，跳花灯的时间为半个月，从大年初一跳到十五。每天从下午五点跳到凌晨两三点左右，挨家挨户的去跳，每家跳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每天晚上跳到十二点左右的时候，瞌睡已经快要让我崩溃的地步。但看在那二十元钱的份上，我只能要紧牙关坚持下来，实在忍不住了就舀一瓢冷水浇在头上，虽然水很冰冷，但感觉自己又清醒了许多。因为在家里，母亲每个星期只能给我一毛钱，这二十元钱对我来说就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在那个年代二十元钱可以买到一套新衣服了。
有一天晚上,已经凌晨两点过了,但还有几家没有跳完,我们还得坚持把那几家跳完才能收工，强烈的瞌睡感让人变得昏昏沉沉,走起路来也是飘飘浮浮的,难也控制,在过一条不板桥的时候,我一不小心就掉进了河里, 全身被冰冷的河水浸湿，一行的大人们慌忙把我从水里拉了起来。放到河岸边休息，就在这个寒冷的冬夜，就在他们把我拉起来的过程中，我居然睡着了。因为这样的寒冷和来势汹汹的瞌睡比，都显得微不足道。我梦见我就睡在我父亲温暖的背上，还听见他轻轻哼着儿歌，仿佛又闻到了父亲身上熟悉的汗味。我就在这样的温暖而安全中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
我醒来的时候看见母亲就坐在我旁边，把我昨晚打湿的衣服放在炕蓝上烤。我昏昏糊糊地问道：“妈，父亲回来了吗？母亲没有回答我，只是无力地摇了摇头。”过了一会母亲站起来摸了摸我的额头道：“你昨晚发烧得很厉害，花灯就不去跳了！唉，都怪我没本事，没有------照顾好------你们------！”她一边说着一边抽泣起来。我从来没有看见母亲哭过，这还是第一次见她哭，她就像一个婴儿一样，哭得那样的伤心与无助。
我休息了一天，还是坚持去把花灯跳完，我也终于领到了我人生的第一笔工资二十六元。当我告诉母亲我领到工资的时候。母亲说我可以任意支配这笔钱，我买了一身新衣服和一双新鞋子，我终于有了换洗的衣服，我终于可以穿着干净衣服去上学了。后来每年寒假我都会去跳花灯，暑假就去给道班（专门负责维护公路的机构。）铺路，八毛钱一天，整个暑假天天干，可以挣到三十多元钱。有了寒假和暑假这五十多元的收入，我每年都可以买两套新衣服，和两双新解放鞋，不会再像之前一样，到了冬天我也没有一双像样的鞋子，只能够穿一双单薄的、妈妈做的布鞋，由于布鞋的底是废布做的，不能防水，而冬天又是一个漫长的雨季，所以整个冬天我的鞋和脚几乎都是湿的，每天脚被冻得瑟瑟发抖，脚后跟被冻得乌紫，还开了很多条裂口，整个冬天都在流血。
到了第二年暑假，我那铺路的唯一的工作也被别人取代了，因为道班上来了新的班长，把这个职务给了他的亲戚。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村里有几个人在县城砖瓦厂出砖。就是把烧制好的红砖从砖窑里取出来堆码好，对工人不限年龄，每天勤快一点可以干几元钱，我没有过多考虑，就和村里的大哥哥们到砖瓦厂出砖去了。那年我十四岁多。
砖瓦厂的工作非常辛苦，每天要工作十多个小时，砖窑里的温度有四十多度，还没有完全冷却的砖块大概有一百多度，有时从砖缝间滑落的砖灰还带着火星。手里用来夹砖的夹子也会被高温的砖烤得滚烫，带着厚厚的手套也坚持不住多久。过不了一会就要把砖夹子丢到水里降温才能使用，砖窑里的灰尘特别大，每天干完活就成了一个灰人，分不清谁是谁。
虽然工作这样辛苦，但我对这项工作还是非常满意，因为我每天也能挣到三四元钱。
可是干了十多天，我生病了，我满嘴长满了脓疮，不能吃饭，连喝水也很痛苦，工友们把我背到医院去看，医院给我检查、开药，花去了我所有的工资，过了几天我的病情依然没有一丝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工友们再次把我带到医院，又开了些别的药，还帮我垫付了几十元的医药费，可是病情依然越来越严重，工友们走路去乡下通知了我的妈妈，可是妈妈由于事务缠身，两个哥哥又刚刚出门打工了。所以就没有人来管我。工友们都去干活了，我就这样孤零零的躺在工棚中的硬木板床上，听着外面知了烦躁的叫声。我伤心极了。我的病情恶化到已经不能吃下一粒饭，只能喝下一些水。
时间就在这痛苦的煎熬中一天天过去，嘴里的脓疮越来越严重，不但疼痛，还散发着恶臭。工友们由于受不了我疼痛的喊叫和浓臭的气味，已经搬到别的工棚住去了，由于几天没有吃饭，我已经被病魔折磨得奄奄一息。我开始想到了死亡。我想这个世界已经把我遗弃了，也许我会在这个工棚中孤零零的死去，我平时也很惧怕死亡，但在那一刻我一点也没有感到死亡的恐惧。我感到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多余的人，老师不喜欢我，同学也不喜欢我。工友们也嫌弃我，甚至我走在街上也会被别人吐口水，（由于有一天砖瓦厂停水，我下班以后没法洗澡，就一身灰尘地跑到城外的水沟里去洗澡，在路上就遇见几个年轻人朝我吐口水，嘴里还骂了几句：你看这个拿抓娃儿，死农民------）我想、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越想越感到这人世间已经生无可恋。我没有想到哪怕有一丝丝的快乐与幸福能让我继续活着。而且嘴里传来的强烈的疼痛已经让我生不如死。
我看到煮饭的灶上放着的菜刀，我想与其这样痛苦地慢慢死去，还不如痛快地一刀就结束了这人世间的痛苦。我挣扎着爬了起来，抖抖索索地向菜刀走去。我走了两步就因为无力倒在地上，我又继续向菜刀爬去。此刻菜刀成了我唯一能看到的希望。
我听到咿呀一声，门突然开了，门外的阳光晃得让我睁不开眼，我努力朝门口望去，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我仔细辨认，终于认出那就是我多年未见的父亲。父亲二话没说，就瘸着腿飞快地跑向我，把我从地上抱起来。失声痛哭道：“三儿，我来晚了，都是我不好，让你吃这么多的苦--------”他把我背到背上，一直小跑到客车站，上了去乡下的客车，到了乡下后，又背着我走了几公里的山路找到一个老中医，父亲几乎是带着哭音向老中医描述了我的情况。他几乎要跪下来恳求老中医一定要把我救活。老中医产看了我的病情，他说这种病叫口疟，他是有很大的把握把我医好的。给我开了一些药，给我口服，另外又开了一种药让我一直含在嘴里，那我我就住在老中医家观察病情，父亲就一直陪在我身边，他一边熬了很稀的稀饭喂我，一边告诉我他是多么的内疚。第二天我的病情明显好转了，我开始和父亲谈论一些事情，
父亲告诉我，由于政府有新的政策出现，在新的政策下他已经平反了，所以就提前无罪释放了。过了几天我的病就完全好了，虽然我可以自己走路了，但父亲说我身体虚弱，还是把我背回了家，我趴在父亲温暖的肩上，感受着他的汗味，我仿佛从一个狂风暴雨的野外回到一个温暖的家里，此刻没有了那些突如其来的恐惧笼罩着我的身心，父亲的出现，带给我活下去理由和对新生活的期望。
父亲出来以后，腿虽然瘸了。在新政策的鼓励下，他还是坚强地带领我们一家慢慢地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