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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家是麻大湖畔的一个中等村子，土地人均半亩多点。记得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这些被贴上“粮产区”标签的大队(村子)，庄稼地里种啥得上级说了算。虽说地瓜能顶粮食，可上级不让多种，更不让在良田里种。那时人思想单纯，上级指定哪块地里种啥就在哪块地里种啥，批准种几亩就种几亩。但饿急了眼的人们为了填饱肚子，有时也跟上级玩“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危险游戏。远看近看都是大片棒子地，其实棒子地里边偷种了地瓜，只是周围有棒子棵遮挡，上级领导巡查时看不到，即使以后知道了，也只能对生产队长骂一通、踹几脚，严令下不为例而已。
村里人有了地瓜做添补，忍饥挨饿的日子减少一些。但分到家的地瓜最多保存一个多月，所以就切片晒成地瓜干。地瓜干保存时间长，并且能用石磨磨成地瓜面，然后同棒子面、秫秫面等掺到一起蒸窝头、蒸饼子、摊煎饼、擀饼，还可以擀成又厚又宽的面条等多种吃法。
自1970年左右开始，村里人为了吃饱饭，就从临近的火车站买回炭(煤)末，然后用小推车或者地排车运到潍坊市城区西边的农村换地瓜干，利用两地炭和地瓜干的差价，赚点浸满汗水的地瓜干填肚子。
我于1972年1月从本村联中初中毕业，当时刚满15周岁。毕业后不几天过年，过了年还没出正月我家就没吃的了，要强的我决心推炭去潍坊换地瓜干。生产队的小推车和地排车无偿地提供给社员换地瓜干用，但要挨号(排队)。农历二月中旬，我家挨到了使用小推车的号。由于从小营养不良，15周岁的我身高只有1.5米。因为从来没推过小推车，我就先推着空车在生产队的大场院里学了一阵，然后揣上从生产队借来的5元钱，推着小推车去火车站买回500斤炭末。第二天吃过午饭后，我就跟着本生产队的两个小伙子踏上了东去潍坊换地瓜干的求生之路。由于我身材又瘦又小，几乎跟小推车一般高，加之营养不良导致力气太小，又从来没推车载货，乍推起500斤炭非常吃力。小推车在路上如游龙摇头，又似长蛇摆尾，我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小推车踏着秧歌步艰难前行，惹得路人纷纷投来惊讶和怜悯的目光，并不时听到一声声叹惜。
我们从205国道与潍(坊)博(兴)路相接的丁字路口，沿潍博路向东一路前行。带我同行的是我邻居和本生产队的另外一个小伙子，一个19岁，一个23岁。为了等我，他俩在路上走走停停，始终同我保持几十米的距离。
傍晚时分，行程50多华里后到达广饶县城，我们三人住进了广饶县城南潍博路北侧的一家马车店。马车店北屋里有一盘大土炕，土炕上挤下十多个人，住宿费每人两毛钱。晚饭我们吃自带的干粮，马车店掌柜免费提供白开水。在他住的房间里摆着一排饭桌和两排小马扎，晚饭时我们同其他住店的客人共十多个人在一起吃饭。我拿出自带的地瓜面煎饼和咸菜，刚吃了几口，突然发现吃饭的人和马车店掌柜都用惊讶的目光望着我们仨。疑惑之余，我顺着人们的视线找到了目光落点，瞬间，我也不由自主地惊得张大了嘴巴。原来我们仨中年龄最大的那位小伙子，手里正拿着一张雪白的细面大饼旁若无人地享受着自己的美味。他面前的饭桌上还放着两张白面饼和炒咸菜条，明眼人一看就看出那一碗油光闪闪的咸菜条是用猪大油炒的。在当时那个年代，这样的饭菜对我们农村人来说绝对是非常罕见的，无怪乎屋里所有的人都用惊讶的目光看，有的还暗暗地吞口水。我的同伴儿在人们的注视下慢条斯理地吃着，悠然地享受和品味着人们羡慕、嫉妒以及各种复杂的目光。同伴终于吃完了，站起身跟我和另一同伴打了声招呼，打着饱嗝慢悠悠地回我们住的大通铺房间了。这时，我与另一同伴和饭桌前那些素不相识的旅客也都专心地吃起了各自手里那大同小异的、黑乎乎的面食。吃白饼的同伴出门不到5分钟，突然火烧屁股似地跑回吃饭的大房间，声泪俱下地向我和另一同伴说：“塌天了，我藏到被窝里的那一包袱白饼和猪大油炒咸菜被人偷了！”
“啥？你的饼被人偷了？这店里有贼！”另一同伴生气地喊道。
“没事，你的饼没长腿，跑不了！”马车店掌柜不知啥时候站到我们仨身后，粗喉大嗓地说：“吃饭的客人都别动，你们仨现在开始翻(搜查的意思)，屋里屋外、客人的行李和你们铺好的被窝都翻！”
在另外那些旅客幸灾乐祸的目光下，我们仨分头在马车店里翻起来，连院子里的柴火堆也都翻了一遍，始终没找到同伴那一包袱白饼和猪大油炒咸菜条。要知道那一包袱白饼可是我同伴5天的饭食，更何况那是价值不菲的白细面大饼！我同伴儿推的1000多斤炭末，去掉本钱后，挣到的地瓜干根本抵不过那一包袱白面大饼。
白面大饼没找到，同伴儿心疼得流了一宿泪，幸亏他带了几元钱路费，可以同我们继续赶路。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两个同伴儿把我从睡梦中叫醒。我拖着酸疼的两条腿，跟在哭肿眼睛的同伴儿身后，推起小推车向马车店大门走去。到了跟前，发现那个用木条和细棍钉成的栅栏门上锁着一把大铜锁。同伴刚想去叫马车店掌柜，不知啥时候那个粗壮的中年汉子已站到我们身后。“想走？你们走不成了！在我店里让贼偷了饼，我这店不成贼店了？这事好说不好听，我丢不起这人！”说着，他几步跨到栅栏门前，转过身怒视着我们仨，大声吼道：“你们在我店里找不出白饼，谁也甭想出这个门！”
说话间，他的眉毛倒竖，怒目圆睁，使我蓦然想起了我们生产队那头抵人(用牛角碰人)的黄色大犍子(公牛)，那年如不是赶车大爷眼疾手快地在众人的惊呼声中用力勒住了缰绳，恐怕我的小命早就葬送在牛角之下了。伴随着马车店掌柜那高八度的吼叫，我只觉得头皮发麻、浑身颤抖，不由自主“哇”地一声张嘴大哭起来。那是在极度恐惧中发出的绝望的哭声，被吓呆了的两位同伴儿好一会儿才愣过神，赶忙放下小推车，跑到我跟前拍着我的肩膀安慰我。看得出，他们两人也被吓得六神无主了。
同伴的安慰反而使我越哭越厉害。马车店掌柜看我吓得那么个样，慢悠悠地开口了，不过嗓门儿低了一大截：“你们听着，为了这个小孩儿我放了你们，可你们不许到外边说在我店里没了饼！”可能是良心发现，也可能是怕把我吓出个好歹，他一边用那两只铜铃铛似的大眼睛瞪着我们，一边慢条斯理地打开了栅栏门上的大铜锁。
我们三人好像死刑犯突然听到了特赦令，逃命似地逃出那家马车店。
白天，我跟在两个同伴儿后边踉踉跄跄地赶了一天路，直到夜幕严严地把我们笼罩起来，才想起该找地方住宿了。说到住宿，惊魂未定的我马上摇头，说啥也不敢住店了。最后我们三人统一意见：就在公路边上睡觉。由于我年纪小，第一次出远门就受到如此惊吓，两位同伴儿肩负起了保护我的重任。我们在公路南侧用草把子打扫出一段路面，那位23岁的同伴儿睡我西边，19岁的同伴儿睡我东边。他俩教我用点棍撑好小推车，在小推车下边铺好自带的被褥，都忙不迭地钻进了被窝。虽说累得浑身酸疼，两只脚上也磨起了几个棒子粒大的水泡，但马车店掌柜那狰狞的大脸和几乎凸出大脸的那两只铜铃铛老在眼前晃悠，吓得我躺下好长时间也没入睡。那时公路不怎么宽，路上一天也就跑20辆左右的汽车，公路上大多是马车、地排车、小推车和骑自行车的人。晚上几乎没有过路的汽车，只偶尔有一辆挂着马灯的马车经过。那时很少有人赶夜路，空旷的公路上一片寂静，只有远处不时传来一两声狗叫声。
我蒙着头躺在被窝里，辗转反侧睡不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上下眼皮好不容易把那马车店掌柜屏蔽，我也昏昏沉沉地进入梦乡。睡梦中突然听到一声大叫，惊醒后的我早忘记了身在何处，就象受惊的野兔又听到了枪声，没头没脑地爬起身就跑。慌乱中脑袋重重地碰到点棍支撑着的小推车上，小推车稀里哗啦地倒了，我也被碰得晕头转向，惊恐中扯起嗓子喊：“救命！救命呀！”我东边的同伴儿惊醒后从小推车下爬出来，手握点棍，惊慌地问：“咋了？咋了？”我西边的同伴儿这时还在大声呼喊着：“哎呀！要了命了！……救我呀！”
我东边的伙伴儿两手举着点棍，先查看了我没啥大事，又战战兢兢地查看我西边的伙伴。不看则已，这一看还真把他吓了一大跳。昏暗的月光下，只见一个五大三粗的大个汉子趴在一辆歪倒的自行车上，自行车却牢牢地压在了拼命挣扎的同伴身上。
一阵惊恐过后，我惊魂未定地站起身，哆哆嗦嗦地跟在同伴身后，两人合力费了好大劲儿才把那个不速之客拉到旁边，搬开自行车，救出压在下边的同伴儿。我们三人互相壮着胆子查看仍然躺在地下的大个子，一股腥臭的酒精味儿随着他沉重的呼噜声扑面而来，原来是一个夜归的醉汉，被睡在路边的同伴儿绊倒后连人带自行车都摔倒在同伴儿的身上，他也随之睡着了。
一场虚惊过后，我们只好任由无论如何也叫不醒的醉汉陪我们在公路边睡了一宿。天刚蒙蒙亮，我们三人就卷起铺盖推车赶路，而那位醉汉仍趴在地上酣睡。
第三天中午，我们三人在寿光县稻田公社供销社饭店吃过午饭，为了把推来的炭早点换成地瓜干，我们分头向东、南、北三个方向的村庄出发，并约好推的炭全部换成地瓜干后，再到吃饭的饭店处集合，不见不散。
我一个人推着炭摇摇晃晃地向东走出约10华里的路程，下潍博路进了路南边的一个村子。村里的人很热情，有的拿出大称，有的拿出扁担，有的拿出绳子，大约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推的500斤炭就换成了65斤地瓜干。因为推的炭少，因此换得快。我赶到稻田饭店时，两个同伴儿都没到。等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他俩才陆续赶到。
吃过晚饭已是傍晚时分，我们三人商议连夜赶路。由于在广饶马车店的历险，心有余悸的我们再也不敢住店，打算走累了后还在公路边睡觉。回程时我的小推车上只有65斤地瓜干和铺盖，还有包裹严实的地瓜面煎饼和咸菜条，我终于能直起腰轻松地推车赶路了。但近三天的奔波，累得我浑身像散了架似地酸疼，两只脚上的水泡也在不断地向四周扩展，无论怎样加快步子，酸胀的两腿仍然无法赶上两个同伴儿的脚步。两个同伴儿为了照顾我，一路上压着步子，同我拉开的距离始终保持在视线内的100米左右。
初春的夜晚，凉风习习，万籁俱寂。上弦月在云层中不断地钻进钻出，四周的树木、田野、村庄都被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夜色中。大约半夜时分，睡意不断侵蚀着我的大脑，两只眼睛也不由自主地想要闭上。我用力睁开两眼向前方望去，两个同伴儿的黑影仍然一前一后地快速向前移动，我也只好强打精神努力向前挣扎着挪步。
“站住！”突然，前方传来一声怒吼。寂静的夜里那声音听来不亚于晴天霹雳，震得我浑身一抖，浑浊的大脑也立刻清醒了。朦胧中看到正前方一座大桥桥头处，南北两侧各站着一个人影，手里都举着一根不知铁质还是木质的长棍，凶神恶煞地挡在两个同伴儿前边。“想活命的把车子留下！”其中一个凶神大声吼道。
“俺图财不害命，留下车子滚蛋！”另一个恶煞也吼叫着。远远地看见两个同伴儿像被孙悟空施了定身术，呆呆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我被吓得刚刚清醒的大脑中，立刻闪现出从小就多次听老人们讲过的断道(拦路抢劫)的故事，马上意识到遇到“砸杠子”(拦路抢劫)的了。看来两个恶人还没发现落在后边的我这个小不点儿，我如果向来路逃跑还来得及。但两个同伴儿怎么办？小推车上装着的是各自家庭的生活希望，还有生产队那值钱的小推车，这些东西不能就这样被“砸”去。就在两个劫匪手举长棍向那两个吓傻了的同伴儿吼叫着步步逼近的时候，我急中生智，放下小推车，麻利地从车把下边抽出点棍，然后向来的方向大声喊道：“哥哥，你们快来呀，前边有砸杠子的呀！”随之，我又压低嗓门粗声粗气地应道：“来啦，甭让他跑了！”喊话的同时，我还使劲用点棍敲着小推车，两脚用力跺着路面，制造出一阵杂乱的声音。
随着我以假乱真的一通喊叫，做贼心虚的两个恶人立刻拖着长棍分头向公路南、北两个方向落荒而逃。两个伙伴看到恶人逃走，也跟着跺脚大喊起来：“逮住他！甭让他跑喽！”
趁此机会，我推起小推车大喊着一阵小跑，不一会儿赶到还在原地等我的两个伙伴儿跟前。我们仨来不及交流感想，推着车子慌慌张张地向前奔去，一边跑，一边不住地回头张望，看看那两个恶人是否识破我的退敌之计后又追了上来。跑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离案发地跑出了约10多里地了，我们三人都大汗淋漓，气喘吁吁。特别是我，本来已累得实在挪不动步了，遇到砸杠子的后不知哪来的一股劲，像有鬼撵着似地一通奔跑，看看脱离险境了，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坐在车把上连站的力气也没有了。两个同伴儿紧急商量了一下，怕恶人追来，无论如何也不敢在公路上歇脚了。四下张望，朦胧的月光下，发现公路北边不远处有个村子，我们决定到那个村子里找地方过夜，等天亮了再赶路。
我趔趔趄趄地跟在他俩身后从潍博路下来，向北走了大约100多米，到了一个村子南头。这时，村头有两三只狗咬了起来，我们怕惊扰村里人，不敢向村里走了。四下寻找，发现路东边有一个大场院，场院北侧有一排敞篷(没有门窗、没有前墙的房子)。我们农村人都知道，生产队的场院冬天是闲置的，大多无人看守，敞篷基本都是空房。我们三人急忙向那个敞篷奔去，一看果然是空房。我们把小推车推进敞篷，分别把车子歪倒在北墙上，又从车子上解下来时装炭的麻袋铺到地上，把铺盖铺到麻袋上，然后穿着被汗水浸湿的衣服钻进被窝，大有到了家的感觉，都认为可以踏踏实实地睡一觉了。很快，我们三人都进入了梦乡。
由于路遇劫匪使我们惊魂未定，睡觉时也非常警觉。睡梦中，我隐隐约约听到有脚步声，由远而近，不一会儿就进了我们睡觉的敞篷。朦胧中，我偷眼看到一个老头提着个窝头形状的玻璃罩子灯笼，悄悄地把我们三人和三辆小推车照了一遍，然后轻手轻脚地离开了。
我吓得闭着眼睛装睡，大气不敢出，心脏却砰砰地撞击着胸膛。等脚步声听不到了后，我们仨先后翻身坐了起来，原来他们两人也早已被惊醒。年龄较大的同伴儿悄悄走到敞篷的西墙边向外张望了一会儿，确定老头真的走了后，急忙返身回来，我们仨紧急分析了眼前发生的情况。为确保人身和小推车、地瓜干的安全，我们一致决定赶紧逃离这危险之地。
我们仨手忙脚乱地卷起铺盖，惊慌失措地推起车子向村南的潍博路奔去。没等跑上公路，就听到身后村子里传来一片狗叫声。我们上了公路，回头居高临下向我们刚刚离开的场院望去，只见十几个灯笼以及手电光柱急呼呼地向场院里那排敞篷奔去。
我们不约而同地又惊出一身冷汗，推起小推车狗咬屁股似地拼命向前奔跑。
第五天傍晚，我们仨终于结束了这段惊心动魄的行程，狼狈不堪地回到了家。细细算账，经过险象环生的五天，我拼尽全力推去的500斤炭，去掉成本，净赚了15斤地瓜干。除此之外，我的两条大腿肿得像两只碌碡，两只脚上的水泡都串成了一个跟脚底板一样大的水泡，浑身疼得躺在炕上六天没敢下炕。
以后我又多次推炭去潍坊换地瓜干，但再不敢走夜路，也再没遇到过类似惊险的场面。
一晃40多年过去了，现在每到做饭前，我们老两口子都要盘算好一阵，最后才决定做啥吃。现在不是老吃白面馒头了，而是琢磨如何调理营养，如何吃得健康。但40年前我们农村人的主食地瓜干，却始终萦绕在我脑海中。
唉，我终生难忘的地瓜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