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一天，姥爷突然来到我家，顺便捎带了半簸箕米糠，对娘说：“你们这么一大家人家，这点糠支撑不了几天，再不想办法就得饿死。得下洼！”因父亲在外地工作，一月俩月回不了一趟家，这个大主意得娘一个人拿。姥爷接着说：“我洼里有个朋友叫徐肖堂，住在一千二村，那里人烟稀少，草菜多，到那里兴许能躲过这场灾难。”娘瞅着家里这连老带小七八口人，实在想不出生活下去的办法。那个“七级工八级工，不如地里一沟葱”的年代，仅靠父亲几十块钱的工资，对这个家简直是杯水车薪。于是娘答应姥爷外出联系联系看看。
我家住着五间北屋、两间东屋，虽然是土坯房，但房子有着五层砖的跟脚，宽宽的屋门外还有风门子，窗户翎子上糊着毛头纸，还支着高高的雨搭。屋内宽敞亮堂，墙上贴着崭新的报纸，当时我还不认字，只记得有张报纸上“人”字的那一捺像个胖胖的奔跑着的老母鸡。
三天后姥爷回来了，并带来搬家的消息。
离开故土温馨的家，搬到荒无人烟、人地两生的大洼里，当时的滋味，娘体味得最深刻。最终娘下定了决心，毅然决然地带着年迈的奶奶、三个姐姐、一个幼小的弟弟和我，坐着从生产队借来的一辆木轮老牛车，在一个冷冷的凌晨，告别了老家陈家庄，踏上了逃生的路。
娘的这一抉择，使全家人活了下来。
那年娘三十一岁，我五岁。
老牛车上装了两个紫红漆斑驳的木箱，里边盛了被褥和衣服之类，车上还装了一卷炕席和锅碗瓢盆等日常用的家什儿。
牛车吱吱呀呀，走几步一停歇，赶车的人说，人都没啥吃，牛就更不用说了。那牛走不了多远就趴在地上，喘息一阵子，再由人把它架起来。就这样，几十里路，从凌晨一直走到了掌灯时分。
奶奶、弟弟和我坐在车上，娘和姐姐们跟在牛车后头走。车上的我看着车走它也走的月亮，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只记得路过几个有印象的村庄：老鸹岭、旺二河、肖圣庙……
一千二离黄河大坝不远，是个有着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显著的标志就是有个高大的土台子，当地人叫它“制高点”。
老牛车到徐肖堂（不知辈分和称呼）家时，已是大后晌了。人家热情地请我们吃晚饭，饭食是一大锅胡萝卜黏粥，一篮子没有掺糠菜的净面子饼子。在我那时的记忆中，从没吃过这么好的干粮，那个香、那个爽口，现在没有任何食品可以比拟。
第二天还是在徐肖堂家吃的早饭，但已看不到那种香甜的饼子了，虽然还很好吃，但干粮里显然添了其他草种子。
饭后，我偶然发现了昨天晚上吃的饼子，是用一个树枝做的挂钩把干粮篮子挂在房梁上，于是我一次次跳起来够那篮子干粮。当着娘的面，人家抹不过面子，又摘下篮子掰了一小块递到我手里，娘则一直催促着我出去玩。这件事我一直记忆深刻。
早饭后，我们家搬到了村东边黄河大坝上的坝屋子里。这是一间独立的低矮房子，只有一个门和前窗，那个吱吱响的破门中间裂了很大一道缝，门的最下端有一个能钻进小猪的窟窿。四周唯一的邻居，是操着浓重鲁西南口音的南邻，他家散养的一头小猪整天在我家门上的破洞里钻来钻去。坝屋子里除去一盘大炕外，还能放下一口水缸，其余空地就很难站立几个人了。
白天还好说，我们几个小孩跑里跑外显不出拥挤，可到了晚上，睡觉成了问题。虽然哥哥跟着父亲在同兴农场上学，大姐也招工去了黄河农场，但夜里睡觉还是很难安排。奶奶占据炕头，依次是从小到大排列，娘则在炕梢头，这样还是放不下，娘就让我们几个通脚，就是颠倒着睡。
夜里，娘率领我们把水缸移到门口堵上门的漏洞，门栓上再挂上淘水用的铁舀子，这样睡觉心里踏实些。
在一千二，我就没见娘睡过觉。晚上我们睡下了，看到娘在灯下做针线活，一家人的缝补浆洗娘得一人承担，还得赶在年前做一家人的新衣新鞋。早晨我们醒来时，娘则在灶口前烧火做饭了。
已是冬季的荒洼里，北风日夜吼叫着。特别是屋后边那根低矮的木头电线杆，一直吹着口哨，就没见它停息过。
都说荒洼好生活，可在草木萧条的冬季，到哪里去寻找食物呀！白天，娘带着姐姐们拿着绳子，在荒野里追赶着被风刮得团团转的“滚草”，然后顶着大风一个一个地用绳子串在一起，吃力地拖回家，再用棒槌捶打，或跳起来用脚踩。把残存的草种子和草尖收集起来，借用坝下村子里的石磨磨碎，这就是冬天唯一的食品了。这草种子没有粘性，只能用手团成圆形，慢慢放在锅里蒸着吃，人们叫它荠馏（qiliu）。虽说难以下咽，但有吃的就知足了。
就这样，全家在一千二度过了一个最为寒冷的冬天。
春天是美好的，它赢得了古今中外无数赞美的诗篇。而在食物匮乏的春天，却是最为严酷的季节。
那个春天是个青黄不接的节气。我家临冬采集的草种子已经吃光了，在草菜刚刚发芽时，家里断顿了。于是，娘带着二姐和三姐到处挖野菜，那些曲曲菜、土里酸、福子苗、草鞋底、老鸹瓢、榆树叶、柳树叶等各种野菜、树叶和米糠成了主食。年幼的弟弟皮包着骨头，大大的肚子都能看到肠胃里的青绿色。人们见了弟弟逗趣地问“你肚肚里是什么”，弟弟回答：“菜，还是菜。”
奶奶终于没能熬过那个吃糠咽菜的年头，于那年三月二十九日病逝，享年七十三岁。
因春天刚到，野菜芽小，娘和姐姐们每天收获都很少。有一天，娘和姐姐挖到了一筐新鲜的野菜，可不知道野菜的名字，样子像胡萝卜樱子，蒸熟后怪味十足，全家人谁也不愿吃。娘看看大家，让我们吃别的野菜，她则皱着眉头吃起这不知名的野菜。吃过后，娘又挎着篮子到劳改农场的豆秸垛底下，翻找残留的黄豆粒。
太阳落下去了，娘没有回家，天黑了，娘还没有回家。我们姐弟几个出门去找娘。娘——！娘—-！我们放声地呼喊着，寻找着，旷野里传出阵阵回声：娘——！娘——！
娘终于回来了，是被别人搀扶着回来的，只见她浑身是土，身上沾满了呕吐的野菜。娘倒在炕上，脸上没有一点血色，整夜昏迷不醒。我们姐弟几个没有其它办法，只是守着，守着……
第三天，娘有些清醒。天刚发亮，娘好像听到了姥娘的叫门声，于是让我们移开门上的水缸，只见小脚的姥娘背着几斤白面站在门口。见到姥娘，一向刚强的娘哭出了声。
在姥娘的照料下，娘渐渐好起来，但从此却落下了眩晕的病根。
（二）拾秋
秋天到了，我们全家终于熬过了那度日如年的春夏两季。
秋天一到，娘像发疯一样地带领全家拾秋。籴谷莠子、掐穇子、割野豆子、拾胡绿豆、倒地瓜、翻胡萝卜，凡是能吃的东西一律打捞回家。
夜里鸡刚叫头遍，娘就从炕上爬起来，锅里蒸上地瓜、胡萝卜，篦子上馏着野豆窝头。饭熟了，娘再一个一个地把我们姐弟几个叫起来。吃过早饭，捎上些干粮，全家便顶着满天繁星，蹚着路边深草没人的露水，向田间、地头、柳林、荒地进发。年仅六岁的我，浑身被露水打湿，颤抖不止。娘鼓励着：“跑吧，跑跑就不冷了。”于是我跟在娘的后头一路小跑。等到了地头，太阳升起来才止住寒冷。
晚上，太阳早就落下去了，全家人还摸着黑在地里忙活。等地里不见其他人影时，我们才或背或扛着一天的辛劳和收获往家走。到了家，娘又和姐姐们去村里推磨，然后再回来蒸干粮，那时我和弟弟早就合衣睡着了。那个秋季，娘不让我们脱衣睡觉，“囫囵捆”地在炕上睡上几个时辰，就连身上的虱子虮子闹翻了天，也感觉不到了。
经过一个秋季的捡拾，家里的箱子、柜子，炕上、地下都堆满了粮食和草种子。
这一年，庄稼地里仍然没有像样的收成，外边不时传来老家和附近村庄人员伤亡的消息。我们居住的大坝上也有讨饭被冻饿而死的事情发生。
在那年冬天的一个夜里，怒吼的北风使劲打着转儿，像是要把坝屋子卷走似的。尽管屋里不断生火，还是抵挡不住凛冽的寒风。周身寒彻的我们早就被娘动员着钻进了被窝，摇曳的煤油灯下，娘给我们赶做着过年的衣裳。
夜深了。东北风一阵紧一阵，吹着口哨肆无忌惮地在屋子四周发着威风，煤油灯被风吹灭了好几次。突然，风变了腔调般地叫喊着，那声音似孩子的哭声，隐约间好似有一声声撕心裂肺地叫喊爹娘的声音。娘停下手里的活，贴近墙壁仔细地听着，风声里夹杂着一个孩子的哭喊，渐渐地，风声盖过哭喊声，后来就只有风的声音了。娘顾不得夜黑风急，毅然下炕移开水缸，打开了那扇挡不住小猪出没的木门，隐约看到几米外有团黑影还在小声地哼哼着。走近一看，是一个快要冻僵的孩子。娘把他领进家门，油灯下一看，是个约七八岁的男孩儿，身上只穿着单衣裤，颤抖不止，已经说不出话。娘在灶膛边点燃了一堆柴草，脱下身上的棉袄给那孩子穿上，又从篮子里摸出一块草籽干粮。那孩子狼吞虎咽地吃完，渐渐能说话了，原来，他和他娘出远门讨饭失散了，他独自走到半夜便迷失了方向，冻饿交加，腿脚也不听使唤了，求生的本能使他冲着这屋里的亮光哭喊起来……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才发现那个熟睡在我身边的孩子。娘把那孩子安置到自己睡觉的位置，自己则做了一宿的针线活儿。
风停了。那孩子吃了一顿热饭，娘给他带上筐子里所有的干粮，又给他穿上过世的奶奶留下的棉袄，还给他指出了回家的路。那孩子张了张嘴，什么话也没说出来，眼里涌出了泪水，几步一回头地顺着堤坝向回家的方向走去。
（三）落户
那时，父亲在同兴农场担任办公室主任。我们在一千二居住时，父亲到一千二粮所检查过工作。娘让我去粮所找父亲，粮所的人给了我半个净面子饼子。后来我又私自去过那粮所，可那人不但不给饼子还把我赶了出来。
那年的夏季，村里传来同兴农场要往场里迁移人口的消息。母亲去过场里追问父亲，父亲怕违犯政策，几次都说没有这回事儿。
那是闷热难耐的一天，大坝上一丝风都没有。烈日下，娘拿着供买证和户口本，又踏上了前往同兴的路。后来娘说，她一路直奔同兴农场的总场部，恰巧遇到父亲的通讯员。母亲把来龙去脉与那通讯员说了一遍，通讯员又把这事报告给了总场领导，场领导考虑到我家孩子多家庭困难的实际情况，虽然内迁名额有限，还是批准了娘的请求。
娘得知事情办成，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回来的路上，乌云翻滚，狂风大作，瞬间大雨倾泻下来。娘没带任何雨具，任凭风雨肆虐。缠裹小脚的娘，在湿滑的大坝上走几步就摔倒，再爬起来继续往前走。电闪伴随着霹雳在头顶上炸响，娘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到了再爬起来。
掌灯时分，娘从磅礴的大雨中跌跌撞撞走进家门，像一个从黄河里捞出来的水人，满脸满身都是泥水。在暴风雨中挣扎了几十里的泥水湿滑路，娘一进门就瘫倒在地上。
娘的这一举动，让全家人成了农场户口。当总场通知父亲迁移户口时，父亲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户口办好了，却没有搬家的房子。几个月下来，娘几次催促父亲搬家的事儿，父亲都很为难，那时父亲刚从总场办公室主任位上到一分场任职书记，很多职工都在排队要房子呢。
那一年深秋的一个晴朗的日子，娘借了村里的胶轮骡马车，装上了全部家当，从一千二向同兴农场一分场奔去。当时父亲正在分场生产队检查工作，娘就让人搬进了父亲的一间宿舍兼办公室里。
我下车后，领着弟弟跑到一部停靠在办公室一旁的铁牛上，得意地握着方向盘，嘴里发出“突突突”的声响，连父亲回来后对娘发的那场冲天大火都没有听到。
第二天，分场副场长安排我们家住进了刚刚建成还没有完全晾干的土坯房里。
那一年冬季来得格外早，立冬不久，屋外就飘起了雪花。生产队的一群牛还缺少过冬的饲料，农场职工家属们都猫冬了，可娘觉得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便和哥哥姐姐到野外收割已经枯萎的曲曲菜秸秆，每天能换取一斤三两黄豆，有时起早贪黑，还能换回一斤八两豆子。可惜仅过了十几天，人家说已满足了饲养的需要，全家不得不停下来。
娘又听说收割芦苇能卖钱，就又带着哥哥姐姐去收割苇子。
冬季，树木凋零，地里场里早收拾得干干净净了，只有那遍野的芦苇还亭亭玉立，在瑟瑟的寒风中摇曳着。那时收割苇子换些钱粮，贴补捉襟见肘的日子成为人们的共识。娘带领年龄尚小的哥哥姐姐加入到抢收苇子的队伍中。有青壮劳力的人家，用牛车拉小车推，娘和哥哥姐姐除了用那辆小推车外，多是身背肩扛。粗粗的苇子，割一会儿镰刀就钝了，只能抡起镰刀使劲砍。苇茬子锋利得像刀刃，一不小心就穿鞋而过。哥哥的鞋早被割裂得不像样子了，只能用破布缠了脚抵御寒冷和尖尖的苇茬。年仅七岁的三姐跟在娘身后，一趟不落地拖背着比她高几倍的芦苇。娘是缠过脚的，平常走路就蹒蹒跚跚，可每次的背负远远超出了她的体重，她弯曲着身躯，头几乎挨着膝盖。我每次在门口等娘回来，远处只看到成堆的芦苇在动，却看不到娘的身影。
天气越来越寒冷，我家门前的苇子垛也渐渐高起来。天空中不时飘着雪花，多数人家已经停工了。娘仍鼓励着哥哥姐姐，“再坚持割几天，就多添件新衣裳”。离家近的苇场割完了，就到远处去割，陆地上割完了就到故河道的冰上割。那年冬天，大孤岛上凛冽的寒风中，几个弱小的身影总是顶风踏雪地往返于苇场和我家之间。
年临近了，我家的苇子垛已堆得很高很高，那时我还没见过山，认为我家的苇垛就是一座山了。娘看着高高的苇垛就看到了生活的希望，那年过年娘格外高兴，用积攒的红小豆蒸了一锅豆包。大年初二，原籍在南方的一个邻居到我家串门，说她们过年不包饺子吃馄饨，还热情地教娘包，娘不好推脱，于是学着包了一盖簟。第一次吃馄饨，我感觉不如吃饺子过瘾，记忆中馄饨就是连汤一块喝的带翅膀的小饺子。
俗话说“难过的日子好过的年”。年真快，还没解馋就过去了。正月里，一帮接一帮买苇子的人来了，围着我家苇子垛赞赏着讨价还价，因价钱低，娘一直不肯售卖苇子。
北风狂吼了一整夜，第二天，娘起来烧火做饭，吃惊地发现我家的苇子垛不见了，只剩下横七竖八散落的十几个开了捆的苇子，地上满是小推车印痕。父亲找来几个会拳把式的汉子顺车印追下去，可大路上满是推苇子的车子，哪还认得清属于我家的苇子？
以后的许多天里，娘很少说话，也很少进食，从不迷信的娘时常自言自语：“大过年的，包什么馄饨啊！”从此，我家再也没包过馄饨。
